金融危机启示:重估马克思与凯恩斯当代价值

胖胖 | 趣味生活|30次阅读

●历史仿佛跟我们开了个不很恶意的玩笑，它的吊诡之处就在于：这些年来，人们似乎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可是，我们如今却发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能够大有用武之地的，正是在中国。

● 对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作为“病理学”，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表现了惊人的预见性；而对大萧条的“诊断”或“治疗”，提供理论阐释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控制理论，真正付诸实践的则是罗斯福新政。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病理学”，那么凯恩斯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治疗学”，后来这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表明，这个“治疗学”还是相当有效用的。

次级贷款，这只貌似南美洲丛林里的蝴蝶终于导致全球金融飓风。从风暴乍起时的惊慌到逐渐回归冷静，当普遍认为危机进入下半场之时，我们也许需要从理论层次上对危机进行分析，并由此找到应对之路。近日，在北京东城的一个小四合院里，《科学时报》记者专访了纪坡民先生。

对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认识——“金融创新”失误

《科学时报》：今夏以来，由美国次贷问题触发的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到全世界。国内外的学者有种种分析，人们也有许多议论，你对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是怎么认识的？

纪坡民：对金融危机的分析文章看过一些，学术方面的问题很复杂，那是学者们的事。对这次金融危机，社会大众也很关心，人们的议论很多，有些议论很醒目，也相当耸人听闻。比如，认为自由市场体制的理念破灭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末日来临了；有的议论则颇具“中国特色”，还有点自鸣得意的味道：过去是社会主义救中国，后来是中国救社会主义，现在轮到社会主义救美国了。用大众语言，发惊人之论，某种程度上也是大众传媒的特点。报纸不是教科书，不能天天板着脸给人上课。这在世界各国也都是见怪不怪的事，我们今后也会慢慢习惯的。

不过，在人们这种有点调侃和玩笑的背后，也隐含着十分严肃而且相当重大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30年来始终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目标模式改革至今，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存在也是客观事实。因此，人们的心中也许会疑惑，我们国家选择市场改革的方向是否明智？

我认为，这些议论过于耸人听闻了，不能说是严肃的科学认知。美国的金融危机，并不说明自由市场体制和资本主义经济应当完全推倒。中国改革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模式，方向也无疑是正确的。

当然，即使中国实现了市场经济的目标而且达到比较完善的程度了，也不会是什么“理想王国”，就可以躺在这个“体制目标”上高枕无忧了，到了那时候，还会有那时候的问题，还会有那时候人们要发愁的事情。实际上，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时常会有不测风险的制度，需要经常给予警觉的审视和精心的关照。

就像毛主席讲的，“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人类总要不断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因此，人类社会永远不会发展到停止不前的“理想王国”，也永远不会出现福山说的“历史的终结”。就以市场经济体制来说吧，美国早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发展到相当完善的程度了，尤其在法制方面，可是他们也还在不断地进行创新。

创新，在我国是个备受推崇的好名词，这自然也没有错。可是我们也应该知道，创新，也是有风险的事。创新，是探索未知领域，自然没有什么现成的办法，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因此，创新，不仅难免犯错误，而且犯错误的可能性很高，起码要比学习前人成功经验的途径，犯错误的概率要高得多。

我认为，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美国这次金融危机，问题就出在金融体制创新时犯了错误、遭受了挫折，酿成大灾难的局面。比如所谓“次贷”问题，房地产次贷的“金融衍生物”已经搞得规模很大了，但国家的法律与政策却远远滞后，金融监管跟不上，缺少及时而必要的规范。

我们得承认，对次贷以及金融衍生物这类“金融创新”来说，美国无疑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对美国人来说，因为是在“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所以总要先有事实，然后才会有规范，先要有次贷、金融衍生物之类的“金融创新”，才可能制定金融监管的相应规则，对这种事，谁也不要宣称自己就能做到“事前诸葛亮”。这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主要是美国政府和金融当局见事太迟、判断失误、反应太慢、长期拖延，以至酿成大灾难的局面。也许几十年后，我们也会遇到美国“金融创新”那样的问题。

以上所述，属于认识论方面的问题。涉及对人类社会事物的认知，除了认识论，还有伦理学方面的问题。这次金融危机，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就出在价值判断上，这属于道德范畴。一个重要的教训是：经济体的目标模式也好，金融体制的创新也好，人们在对它们进行规划和设想的时候，都不能建立在诱导民众滋生“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得外财不富”一类观念的基础上。

财富是劳动创造的，没有免费的午餐，消费应当量入为出。这是人们的常识，还是经济学名言，同时也是基本的道德原则。美国政府这20多年，就像许多中国人认为马克思经济理论已经过时一样，也抛弃了凯恩斯宏观调控的原则。一方面，耗费巨额军费，大肆扩军备战，还动辄在海外用兵打仗；另一方面，在国内，不仅放任公司高管们拿高得离谱的巨额年薪，还要许诺让穷人也买房置产。但是，美国人民却没有付出那么多的劳动、没有创造出那么多的财富，于是只有靠“铸币效应”和复杂的金融游戏来填补巨额的财政和外贸亏空。整个国家和民众都沉醉在财富徒增的黄粱大梦中，可实际上他们消费的却是其他国家人民创造的财富，结果积累了巨额的外贸赤字和政府债务。如此“寅吃卯粮 ”，长此以往，势必会出问题，不仅经济发展没有可持续性，而且从价值观念的角度看，也是不道德的。

不过，我们也不必对美国人犯错误、栽跟斗而幸灾乐祸，就市场经济的知识和经验来说，我们大概只是中学生水平，所以如果博士生们的论文没有通过，我们也没有多少本钱去嘲笑人家。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美国人犯的错误，也应当成为我们的财富。一个聪明的民族，不仅应当从别人的成功中学习经验，还应当从别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这次危机同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重要不同

《科学时报》：现在，人们往往把这次金融危机和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进行比较，你认为这两次危机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纪坡民：可以认为，美国这次金融危机，是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美国最严重的经济危机。30年代经济大萧条，对美国和世界经济列强的打击是毁灭性的，至今还令人谈虎色变。这次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破坏程度和持续时间，还有待观察；学者们写的文章很多，意见也众说纷纭，给人的印象是，对问题的症结和应对之策还不是十分清楚。对于探索未知领域的问题来说，这也无足深怪。

不过我认为有一点是清楚的，从某个角度看，30年代经济大萧条和这次金融危机是很不一样的，而且情况截然相反：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问题出在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而美国这次金融危机，情况却是生产不足，消费过度，“寅吃卯粮”，标志就是巨额外贸赤字和政府国债。

对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马克思经济学说已经从理论上作出了科学解释和成功预见。这一点，我们在中学政治课里都听过。马克思的理论巨著《资本论》于半个多世纪以后，在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中，其真理性得到验证，表现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学术魅力。

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逻辑框架，我们可以简要概括为：商品的两重性——劳动的两重性——社会必要劳动——剩余价值论——生产社会性和资本私人占有的矛盾——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周期性经济危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贫富两极分化——资本主义总危机——无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制度灭亡，被社会主义取代。

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曾以中国人特有的悟性和概括力，将其称之为“ 资本主义病理学”。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比作人的机体，资本主义当然不会只有“病理学”，还会有它的“解剖学”、“生理学”、“诊断学”、“治疗学”等，这可以认为就是经济学术史上各种流派的经济学。

在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看来，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资本主义病理学”，它的理论体系的前半部分，其概念抽象和逻辑推理，在学术上至今仍然可以认为是无懈可击的；可是，它的理论体系的后半部分，即运作过程和最后结论，却在实践中站不住脚了。

应当说，出问题的不是马克思，而是资本主义。有句哲学名言，“生活之树常青，理论永远是灰色的”。作为《资本论》论述对象的资本主义社会，在马克思去世的半个多世纪后，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尤其是二战以后，发生了很多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有两个方面：

一是发达国家普遍地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并逐渐完善，使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和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大大缓解了因为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的社会冲突，从而避免了革命危机的威胁。

二是宏观控制理论和国家干预政策，其实践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理论上的反映则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创立。这使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波动幅度大为减小，损害减轻了，而且还有了可控性。

这样，作为“资本主义病理学”，传统马克思经济理论虽然在概念抽象和原理论述方面仍然有着可靠的学术价值，但是在运行和结论方面，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却被实践证明并非如此。

而且，如今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同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情况相比，模样也大不一样了，在一个重要方面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在马克思的时代，是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在今天，以美国为代表，却是生产不足、消费过度。

资本主义的情况变了，马克思这个“老革命遇上新问题”了。我认为，要解释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传统马克思经济学说有点无能为力了。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听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美国尤其欧洲销量大幅增加，不过我觉得，用传统的马克思经济理论解释美国和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这次金融危机，未必能得到多少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起码不会那么直接。有些人可能也是人云亦云，瞎凑热闹。

经济大萧条的理论和对策——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

《科学时报》：应对金融危机，人们往往从历史中寻找借鉴。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就是研究经济大萧条的专家，人们对经济大萧条的关注也在持续升温。你认为当年应对大萧条的主要措施是什么？

纪坡民：对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作为“病理学”，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表现了惊人的预见性；而对大萧条的“诊断”或“治疗”，提供理论阐释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控制理论，真正付诸实践的则是罗斯福新政。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病理学”，那么凯恩斯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治疗学”，后来这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表明，这个“治疗学”还是相当有效用的。

当年的罗斯福新政，主要的对策有3个方面：

第一，提高工人工资，扩大消费，增加有效需求。罗斯福的办法是，由议会通过法案，在工人同资方订立工资协议时，给工会授予集体谈判权。此举转变了工人在劳资关系中的弱势地位，使工人工资大幅上升，有的甚至翻了两番。这个法案的实施过程中，触发了劳资双方的激烈冲突，甚至闹出许多人命案，可以说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位美国记者写的《光荣与梦想》一书，对此有非常生动的记述。

第二，兴办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既弥补了私人投资的不足，又部分解决了就业问题，缓解了美国的经济萧条。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如胡佛水库和密西西比河流域治理，还有美国的高速公路网，就是在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

第三，扩军备战。大萧条之后仅六七年，上世纪30年代末，西方各国又进入新一轮的经济萧条。恰逢此时，由于面临世界大战的威胁，美国开始扩军备战，军备的巨大需求，有力刺激和扩大了生产，解决了有效需求不足。公正地说，对扭转经济萧条的局面，扩军备战的作用更为根本。当年，希特勒的所谓“金融奇才”沙赫特，还有二战期间的日本军部，也是用扩军备战的办法，躲过了新的经济萧条。不过，这种战争经济的发展，无疑没有给人民带来改善生活。

应对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理论——马克思和凯恩斯

《科学时报》：美国的金融危机，波及到全世界，也影响到中国。对中国经济的问题，在理论上应当如何认识，你是怎么看的？

纪坡民：全球化，让世界经济联为一体。美国经济在世界上规模最大、素质也最高，他们闹金融危机，自然会影响全世界。就像人们说的，“美国感冒了，全世界都会打喷嚏”。中国同美国在经济上的联系如今十分紧密，自然也会受影响。

不过，中国经济如今存在的问题，同美国经济现在发生的金融危机，情况却不一样。甚至可以说，中国和美国的对比，就像前面讲的美国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同如今的金融危机的比较，相当类似。中国经济如今的情况，是生产过剩、需求不足，这同美国上世纪30年代的情况是一样的，而同美国经济现在发生的金融危机，情况则恰恰相反。

我们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如今存在的经济问题，却恰恰是马克思《资本论》里讲到的那种情况——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历史仿佛跟我们开了个不很恶意的玩笑，它的吊诡之处就在于：这些年来，人们似乎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可是，我们如今却发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能够大有用武之地的，正是在中国。

其实，中国经济的生产过剩——当然是相对于国内有效需求而言，在许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了，之所以没有在若干年前就酿成美国经济大萧条时的灾难性局面，是因为 20世纪末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格局同上世纪30年代各国竞相实行贸易保护的情况不一样了。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市场，其巨大的需求容量吸纳了中国经济的“生产过剩”，把它转化为我们如今2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有人说，在20世纪末开启的新一轮全球化中，中国是最大的受益国，看来此言不虚。而现在，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欧洲和美国、日本的市场需求萎缩，使中国商品的出口受阻，由于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相当高，导致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受到威胁，生产过剩的问题才浮现出来。

既然中国经济如今面临的问题，同美国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一样，都属于作为“资本主义病理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解释的范畴；那么，解决中国如今的经济问题，也可以到凯恩斯经济学和罗斯福新政中去寻找其“治疗学”。

《科学时报》：按照你这种说法，来看看我们的政策选择，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的趋势下，扩军备战首先要被排除了。

纪坡民：现在看来，国际形势像上世纪30年代那样，马上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显然很小，大规模扩军备战没有必要。当然，鉴于欧、美、日仍未解除对华军售，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主要应当依靠自己，因此，增加一些国防科研投资是必要的。不过，这对于经济上拉动国内需求来讲，所起的作用很有限，在这方面做不了多少文章。

《科学时报》：最近不断有人呼吁通过提高工资来提高民众的购买力，这一点上的文章能做多大？

纪坡民：大幅度提高工资，当然是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当年的罗斯福新政，对扭转经济大萧条的局面，比较起作用的就是这一条。但是，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下，也很难有大作为。

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主要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决定的，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现在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仍然基本是供过于求，因此，工资大幅度提高不现实。同时，工资大幅度提高，也就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这会牺牲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削弱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利的。

《科学时报》：有学者指出，应该大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只有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了，人们才敢花钱，才能拉动内需。

纪坡民：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刚刚起步建立，确实水平很低，需要大力加强和完善。不过，应当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我国这些年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按人均水平，财力相当有限。社会保障达到发达国家那样的水平，我看起码还需要50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对这一点，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不要听人家夸奖了几句，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加强与完善社会保障，无论从财力支持还是从道德角度考虑，我的意见，应当先搞最基本的保障。我国目前的两极分化相当严重，具体地说，有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个体之间3个层次。这3个层次的两极分化，集中地表现在中西部地区农村的贫困户，目前的“低保”，每月才50块钱，亟须提高。要说翻一番也不为过。不过，即使是翻两番也不过200块钱。这部份人群的数量，总的来说不多，资金总额也不大，对拉动整个国家的经济，从扩大需求的角度来说，效果不会有多大。

中国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公共工程

《科学时报》：这样说来，中国经济问题的应对之策，主要是公共工程了，我国过去已经搞了不少，你认为现在还有很大潜力吗？

纪坡民：中国真正大有作为的领域，还是公共工程建设，铁路、公路、水电水利、生态建设、国土整治等，这些算是硬件。公共工程还有一些属于软件的内容，如教育、卫生、科研、体育，以及体制、法制的建设等，该做的事情多得很。

以铁路和公路来说，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建成全国铁路网，总长度30多万公里，是我国目前铁路的4倍。上世纪30年代后，美国又建起全国高速公路网。中国地形复杂，工程量要大得多。再以水电水利来说，发达国家水电的开发程度大都在80%以上，我国连20%都不到。我国北方严重缺水，严重制约经济发展，粮食供应的远景形势相当严峻。至于生态建设，如江河和沙漠治理等，国土整治方面的任务，由我国的地理条件所决定，更是大得惊人。

美国等发达国家，现代化建设已经好几百年了；中国近代，百年战乱，真正开始搞建设才几十年时间。我们不要因为如今手里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认为我们国家的钱多得不得了，从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长期需求来说，我们仍然是个建设资金严重不足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任重道远，对此我们应当清醒。金融危机影响和波及到中国，既有危险，也是机遇，我们应该抓住目前的机遇，好好建设自己的国家。

作为普通百姓，谁都希望工资和社会保障提高得快一点；把应对金融危机的重点放到公共工程领域，刺激经济主要搞投资拉动，这是我国的国情决定的；这当然会使民生改善的步伐放慢一些，不过像美国那样“寅吃卯粮”的错误，在相当长的时期，我们也犯不起。

这次蔓延到世界的金融危机，对我国一个重要的影响是经济要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移。这句相当文雅的经济学语言，在实践中将是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公共工程，投资拉动，财政资金自然是主角。这里，除了科学决策，防止失误和浪费，一个重要问题是警惕腐败随之蔓延，实际中的情况，往往是“工程一动土，就腐败贪污”。

从长期看，这是一个体制和机制的问题，解决之途，从根本上说，是法治和政府建设的问题；这个方面的基本建设，也可以算公共工程，是公共工程的软件部分，政府应当重视，也应该加大投入。这方面该做的事情很多，也很重要。

从近期说，要让全国民众与国家共克时艰，政府应当加大打击腐败力度，还有，那些国企高管们拿着高得离谱的年薪，是在“超英赶美”吗？

《科学时报》：有人建议，中国应该加大国际金融收购的力度、参与国际金融运作，你认为现在是一个好时机吗？

纪坡民：前面讲了，从根本上说，我们的资金并不多，主要应当用于国内的建设。西方国家给我们戴高帽子，说什么要我们来“拯救世界”；孙中山说过，“中国应当对世界有更大的贡献”，毛主席也很喜欢这句话。不过，中国古代一位贤哲荀子说过，“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我们现在那点财力，哪有这个力量呢？至于进入国际金融市场，既然我国的经济要进入国际市场，当然也包括国际金融市场。至于说时机，应当说现在也是个时机。不过，对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不应估计过高。国际金融市场，里面水很深，风险也很大，不懂得行情，往往一出手就赔。

国际金融市场，大体上有这么3个方面的问题：知识、经验和圈子。知识可以在学校里学习，经验要在实践中摸索，国际金融市场的圈子，你不进到里面去混混，也很难搞明白里面的事。可是你要进去，就得买门票，如果赔了，就是“交学费”。现在有些人对“交学费”这个词很反感，可是你不交这个“学费”，那里面的事还真的搞不明白。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国际金融市场并不是实行义务教育的地方。我的看法，国际金融收购也应当搞，少搞一点还是可以的，不过，慢慢来吧，谨慎一点好。